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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证券自贸港真正需要的不是单一的政策或账户工具

专题：稳舵行远篇丨金融新启航

　　在经济转型与周期波动交织的背景下，金融体系承担着稳预期、稳增长、稳结构的重要使命。如何在复杂环境中把握方向、校准节奏，成为金融业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新浪财经推出《金融新启航·稳舵行远篇》专题系列，聚焦宏观政策取向、金融运行逻辑与重点领域改革进展，邀请金融业界专家和学者，围绕金融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体系韧性展开深入讨论，记录中国金融“稳中求进”中的关键判断与实践路径。

　　在海南自贸港封关运行初期，本期《金融新启航·稳舵行远篇》对话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景建国。作为长期研究离岸金融的专家，他表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本身就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标志性工程。海南可以依托封关政策，作为未来试验田，探索包括离岸数据资产交易、跨境数字资产质押在内的前沿金融创新。

　　景建国同时指出，中国离岸金融整体仍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进入更为成熟、理想的状态。成绩值得肯定，但也需要保持清醒判断：当前离岸金融发展仍面临新旧动能衔接不畅、离在岸市场融合不深、外资吸引力不足等现实挑战。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离岸金融正站在新的发展窗口期。一方面，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离岸金融领域的创新业务正在加速涌现，逐步成为带动业务增长的重要动能，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以海南全岛封关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红利正在逐步释放，政策环境不断完善，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也增强了市场信心。

　　发展离岸金融，海南自贸港更有效赋能实体经济

　　新浪财经：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已启动将近一个月，如何把握海南自贸港在我国离岸金融体系中的定位？

　　景建国：海南全岛封关，本身就是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项标志性工程。随着自贸试验区综合税率逐步降低，跨境资金流动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这些变化实际上已经为封关之后的金融创新打下了基础。再加上封关后实行的“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安排，也为离岸金融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晰、可操作的制度空间。

　　下一步，更关键的是如何把封关的制度优势真正转化为离岸金融的发展动能。以人民币国际化为牵引，推动离岸金融在规模和质量上实现同步提升，是一个重要方向。此外，可以通过试点“境内离岸+境外离岸”的规则互认，逐步打通离岸与在岸之间的制度壁垒，缓解目前市场割裂、融合不足的问题，让资金和要素流动更加顺畅。

　　在这一过程中，上海、香港和海南之间的协同尤为重要。三地可以形成分工明确、相互支撑的离岸金融生态：上海侧重制度创新和人民币流动性供给，发挥“创新策源地”的作用；香港依托成熟的国际市场体系，强化定价和清算等枢纽功能；海南则依托封关政策，作为未来试验田，探索包括离岸数据资产交易、跨境数字资产质押在内的前沿金融创新。通过这种三地联动的格局，共同支撑中国离岸金融体系的长期发展。

　　新浪财经：海南自贸港的EF账户格外引起市场关注，怎么看EF账户对海南离岸金融的影响？

　　景建国：从我个人比较直观、初浅的了解来看，海南近几年在金融发展上还是有明显进步的，尤其是EF账户推进之后，确实为海南带来了一些新的发展成果。但实事求是地讲，海南目前还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原因在于，EF账户本身只是一个工具，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海南整体的金融政策设计，以及本土金融机构自身的能力和服务意识。如果过度聚焦EF账户的功能本身，我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理论上讲，海南自贸港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开放试验田，而金融应成为其中开放力度最大、试点最集中的领域。自贸港真正需要的不是单一的政策或账户工具，而是完整的金融生态。金融生态不仅仅是税收优惠或特殊政策，更重要的是海南自身要具备主动的金融服务意识，并持续提升金融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再去争取更契合本地实际发展的特殊金融政策支持。

　　在海南未来的发展阶段中，金融被普遍视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支撑条件。考虑到海南本土资金规模和经贸联系仍在培育过程中，金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相关短板，并在开放初期发挥更为直接的支撑作用。以迪拜为例，其成功经验核心就在于低税负、密集的自贸区布局，以及强有力的金融赋能，包括货币的自由兑换和资本的全球流动能力。

　　中国离岸金融发展尚未成熟，要加强新旧动能衔接

　　新浪财经：在实践中，很多人容易把“跨境金融”和“离岸金融”混在一起。离岸金融的核心判断标准是什么？

　　景建国：跨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而离岸实际上是跨境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比较标准的定义来看，离岸主要有两个判断维度：第一是不同的法区，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城市，同属一个国家但由于法律体系不同，构成离岸。第二是不同的关税区，即便是在中国境内，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区域内，只要税收安排不同，也同样可以构成离岸，比如自贸区，它和自贸区外在税收制度上存在差异，本质上也属于离岸安排。所以从标准概念上讲，离岸的核心就在于不同税收、不同法区所形成的制度差异。

　　在当前实践中，离岸金融不仅体现为法区和税制差异，也往往依托相对独立的账户体系和监管安排，以实现与在岸市场的风险隔离和功能分工。

　　如果只是泛泛地讨论跨境金融，往往并不会单独强调税收因素。但离岸之所以被单独区分出来，核心在于其依托于不同法区和税制所形成的制度差异，其中税收安排是最为直观、也是最具操作性的体现。这种制度差异，构成了离岸金融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举例来说，很多企业之所以被迪拜吸引，主要是因为当地制度安排允许满足条件的自由区公司对其合格收入享受0%的企业税，同时在出口型经营、关税和资本自由流动等方面有制度优势，相比全球大多数市场这能显著降低企业的综合经营成本。海南其实也有类似的制度设计，按照政策要求，进口料件在海南自贸港的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30%，经二线销往内地，可免进口关税。这正是离岸和税收安排结合所体现出来的制度优势。

　　新浪财经：当前我国离岸金融主要有哪些业务类型，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景建国：从业务形态上看，中国的离岸业务包括离岸银行、离岸租赁、离岸保险等。但不同领域的发展成熟度存在明显差异。离岸银行受制于人民币使用场景和国际流通程度，现实约束较为突出；离岸租赁则相对更具操作性，通常通过在境外设立专业子公司来实现。以航空领域为例，无论是采购空客还是波音飞机，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完成的交易，在制度上均被视为离岸租赁。虽然这类业务在实践中往往同时涉及在岸和离岸环节，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纯离岸”。

　　相对而言，中国目前做得比较成熟的是离岸保险。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很多项目中，都是通过中信保、人保等机构来提供保险保障的，这一点在实际业务中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模式。

　　整体来看，中国离岸金融尚未发展到更为成熟、理想的阶段。其中，要着重加强在宏观管理与制度环境的完善。长期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在运行中较为强调风险防控和监管合规，这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金融服务对市场变化和实体经济跨境发展需求的响应不够灵敏。如何在守住监管底线的同时，更好地匹配企业真实的融资与“走出去”需求，仍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新浪财经：我国离岸金融发展正面临哪些瓶颈，未来应如何把握机遇？

　　景建国：成绩值得肯定，但也需要保持清醒判断，当前离岸金融发展仍然面临一些挑战。

　　一是新旧动能衔接不畅。传统业务退潮速度较快，而新兴业务尚未形成足够规模，未能及时对冲下滑压力，整体发展节奏因此受到影响。二是离在岸市场融合不深。“债券通”“互换通”等机制仍然受到额度和品种限制，海南封关之后，离在岸资金流动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之间缺乏更加便捷、高效的制度通道，制约了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外资吸引力不足。外资企业占比已降至0.56%，FDI在全球的占比仅为7.7%，与我国16.61%的全球经济占比明显不匹配，海南封关后亟需通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来“筑巢引凤”。四是立法与业务发展之间存在适配滞后的问题。“业务先行、立法滞后”容易抑制创新活力，也不利于充分承接封关后的开放机遇。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离岸金融正面临两大重要机遇。其一，创新动能正在形成。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持续推进，离岸金融领域的创新业务加速发展，逐步成为推动业务增长的新引擎，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其二，制度生态持续优化。以海南封关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红利正在逐步释放，政策环境不断完善，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提供了重要支撑，增强了市场信心。